1986年，广场上出现了一个160公斤的大胖子。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东张西望，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。几天后的晚上，胖子来到北京天桥剧场后台，热得喘不上气。剧场没空调，他的妆差点花了。

　　当晚，这个名叫帕瓦罗蒂的胖子上台后，用一个又一个高音把台下的观众给震傻了。大家不断爆发出热烈掌声，为歌剧喝彩。而此次访华行程的最后一站，是人民大会堂。帕瓦罗蒂在那里成功举办了个人演唱会。他也是第一个在那儿搞个人演唱的外国人。帕瓦罗蒂唱完《我的太阳》最后一句高音，场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。竟长达 9 分多钟。

　　“我相信，不论另一趟访问有多么成功，也不可能像1986年的经历那么自然、美妙。类似的体验一生难得出现一回，第二次绝不会再有。”

　　为了让帕瓦罗蒂来中国演出，意大利方面两年前就在跟中国政府协商。连续打了两份报告给文化部。彼时，中国条件很差，也没什么钱接待歌剧团。不但交通费是意大利人自己出，由于饮食习惯中方无法满足，帕瓦罗蒂所在歌剧院还自备了洗衣机、冰箱和重达两吨的蔬菜水果等食物。

　　1986年，另一个意大利人带着几个意大利厨子，外加22000瓶矿泉水、450磅意大利咖啡、250加仑橄榄油和4500磅面粉，跑到了中国。这些材料不是为他一个人饭量准备的。是为一个剧组的外国人准备的。

　　两年前，意大利打报告推荐帕瓦罗蒂时，意大利的领导人巴叶塔访华，带着一项任务跟当面讨论。这个任务，是给那位意大利艺术家开一扇非常大的后门。他想去故宫拍一部跟中国有关的电影。那时，横店影视城八字还没一撇。而这个名叫贝托鲁奇的导演，又对实景拍摄相当执拗。

　　基于中、意两国之间的渊源，同时，为了表达我国开放的态度，邓公亲自批复，同意让贝托鲁奇进入故宫。就这样，1986年夏天，筹备了近三年的史诗电影《末代皇帝》开拍了。此后6个月的时间里，贝托鲁奇开始了生命中最大的一场赌博。筹码高达2500万美金。钱是问欧洲五家银行借的。

　　1941年，贝托鲁奇生于意大利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他爹是诗人、影评人、艺术史学家。继承父亲优秀基因的贝托鲁奇，15岁就开始写作。他第一部文学作品就拿到了维亚雷吉欧文学奖。这个奖后来还有个获奖者，名叫亚利桑德罗·巴里克。他写过一本名叫《1900：独白》的小说。

　　按照当时的趋势，贝托鲁奇应该在文学道路上勇猛向前，争取拿诺贝尔文学奖，跟他的老乡卡尔维诺一样进入大师行列。结果一次意外，由于他爹曾帮意大利名导帕索里尼出版小说，帕大师就说，小子你想来当我的助手吗？年轻的贝托鲁奇一去，瞬间把文学给抛在脑后，从此立志要拍电影。

　　23岁时，贝托鲁奇就崭露头角。拍出《革命前夕》。这故事讲的是一个革命青年和姨母乱搞。他电影里的一些母题，比如政治、爱欲，就此浮出海面。这期间，一个在好莱坞闯荡的意大利导演看他才华出众，邀请他去给一部电影做编剧。结果贝托鲁奇编出来的玩意儿没被采用。

　　《西部往事》是赛导“往事三部曲”的开篇之作，为他在“镖客三部曲”之后奠定了巨大声望。他这一生最后悔的事，是在1972年拒绝执导《教父》。而就在那一年，贝托鲁奇凭借《巴黎最后的探戈》震惊了世界影坛，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，也留下了一生中难以抹去的污点。

　　那之前，他的《爱情与愤怒》《随波逐流的人》连续两届拿到柏林金熊提名，证明了其出众才华。随后，他把马龙·白兰度找来，主演一个50岁的丧妻男人。白兰度遇到一个18岁的法国少女，两人展开虐恋。在一场戏中，女主演玛丽娅·施奈德被马大帅抹了黄油的手指伸入，造成难以抹去的阴影。电影给贝托鲁奇带来巨大声誉，也让他遭到强烈的道德谴责。

　　由于电影尺度极大，故事情节备受争议。最终，它被意大利政府禁止公映。母片被销毁后，贝托鲁奇被剥夺公民权5年，判处4个月的缓刑监禁。

　　这之后，贝托鲁奇遭到了报应。他花巨资拍摄的史诗《1900》很不卖座，虽然日后这部影片被抬上神坛，但在当时，它5个小时的时长令人头大。然后，贝导又拍了《月神》和《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》。这两部电影也没让贝托鲁奇产生质的飞跃。甚至有人觉得他疯了，艺术上已经山穷水尽。

　　估计贝托鲁奇也很焦虑，1982年，他专程从欧洲飞往洛杉矶，准备改编硬汉派大师达希尔·哈米特的代表作，《血腥收获》。这部电影，他已经期待五年之久。值得玩味的是，《血腥收获》曾启发了电影天皇黑泽明，拍出了《用心棒》。而远在意大利的赛尔乔·莱昂内，又受到《用心棒》的启发，拍出了自己的成名作《荒野大镖客》。看来大师们的趣味，都是相通的。

　　溥仪的人生故事一上来就打动了贝托鲁奇。首先这是一个传奇，一个王朝最后一位皇帝，在经过历史的洪流后，变成了一个普通公民，一个园丁。其次，贝托鲁奇并不熟悉中国历史的细节，他看到的是人的悲剧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溥仪是个被历史裹挟身不由己的人。他还没懂事时，就被迫与生母分开，莫名其妙被推上皇位，阴差阳错变成皇帝。当他刚懂事时，变动的政局又把他推下权力中心。他被囚禁在古老的宫城里，只能享受腐朽的阳光。

　　他一生中权力最鼎盛的时刻，是年幼时登基，享受万官跪拜。可他成人后，任何重大事件，乃至其个人生活，都不受其左右。无数力量只是想利用他。为重获权力、掌控人生，他跑去跟恶魔合作，最后还是沦落为工具。抛开历史，贝托鲁奇看到的是一个徒劳挣扎的人，一个不自由的人。

　　当时贝托鲁奇手上还有个选择，把安德烈·马尔罗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《人的命运》拍成电影。这个故事发生在1927年的上海，以国共两党政治冲突为背景，题材涉及很多政治问题，又只能放弃。

　　贝托鲁奇先花两年时间搞出了初稿剧本。他对这个题材越来越感兴趣。他决定亲自去中国看看。这有助于故事的打磨，也能让他避开欧洲那些烦心事，给他一个避风港。来中国前，贝导专门看了一遍安东尼奥尼拍的《中国》。

　　当时，筹备《北京故事》的王正方也住北京饭店，两人房间挨在一起。贝托鲁奇跟他抱怨对剧本很不满意。王正方说，老贝你不能硬来啊，你要学会跟中国人打交道，这里人生地不熟的，你一个老外怎么找素材？王正方想办法给他联系了北影厂的人，又推荐他去找溥仪古文老师陈宝琛的儿子，做电影顾问。顺着这个思路，溥仪的弟弟和帮溥仪完成自传的李文达，都被聘为了顾问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贝托鲁奇像安东尼奥尼一样，用一双眼睛到处看，跟上百个中国老百姓交谈，理解他们说话的方式和思维习惯。

　　然后，老贝回意大利了。很幸运，在意大利，他遇到一个学电影的中国留学生。这就是陈凯歌、张艺谋的同学，后来拉上洪晃拍《无穷动》的宁瀛。她是北电78级录音系的，正跟意大利名导吉安尼·阿梅利奥学导演。吉安尼常带学生去各大影展乱窜。有一次，在大岛渚的影展上，贝托鲁奇做开幕演讲。

　　吉安尼把宁瀛介绍给贝导，说这是我一学生，你不是要拍中国电影吗？你俩可以聊聊。宁瀛去贝导家聊剧本，就瞎聊，也不知道干啥。新一稿剧本出来，老贝给了她一份。宁瀛早让家里人把跟溥仪有关的书寄来了。拿到剧本，她一段一段地写细节补充。剧本一厘米厚，她注释写了两厘米。

　　比如电影开头苏联火车上车窗上贴俄文报纸，比如婉容朝日本人脸上吐吐沫，这些宁瀛都从史料中读到过。把注释交给贝托鲁奇后，贝导只花了五分钟时间，就决定让宁瀛跟在自己身边，让她做电影的副导演（之一）。

　　1984年，贝托鲁奇为《末代皇帝》的拍摄，制定了高达2500万美元的预算。为了这笔钱，著名制片人杰瑞米·托马斯进行了一场豪赌。

　　托马斯老师非常推崇那些有独立精神的导演，你看他一辈子合作的导演，不是大岛渚就是三池崇史，不是柯南伯格就是贾木许、北野武。像什么《战场上的快乐圣诞》、《裸体午餐》、《大佬》，都离不开他的鼎力相助。所以，为了保证贝托鲁奇的创作不受干扰，他没让好莱坞电影巨头参与投资。

　　自己跑去欧洲五家银行，准备各贷款500万美元，凑够这笔钱。银行也不傻，贷款要求必须上保。托马斯靠着贝托鲁奇的名望，把电影预授权卖到了世界各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。凭着预售结果，说服保险公司投保，拿到了这笔贷款。拍摄期间，保险公司派了专员到剧组监工，防止他们乱花钱。

　　美国人一看托老师贷这么大一笔款，要拍一部跟中国古代皇帝有关的电影，放给欧美观众看，指望靠它大赚一笔，都觉得他和贝托鲁奇疯了。

　　差不多一整年，宁瀛都在做资料。她和贝导回到中国，看景、做调研。每次到故宫考察，贝托鲁奇就把摄像头绑在胸前，边走边拍。故宫非常大，为了吃透它，老贝会反复研究建筑的拍摄镜头。

　　贝托鲁奇希望所有资料做到纪录片一样严谨。比如溥仪上房顶的桥段，那是他在庄士敦书里看到过照片。关于宫里女人为何梳着高低不同的发型，他问宁瀛如何区分其身份。宁瀛看过一本清宫回忆录，有个老太监说，发髻盘得越高越重要，有发饰的是贵族，没有发饰的是普通人。过了几天，贝托鲁奇跟她说，问过清史学家了，你这个说法完全不对。搞得宁瀛很不好意思。

　　为了获取更真实的关于溥仪的资料，宁瀛跑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，恨不得挨家挨户去问没有没认识溥仪的人。有一次，在鲍家街排队吃早点，她习惯性跟身边人打听。问来问去，真问到一个老头。宁瀛跟着去了个大杂院，见到了一个又脏又穷的老人。那是溥仪去长春时临时招的一个小跟班。宁问了些细节，又带他去见贝导。贝导还给老头塞了几百块钱。

　　这期间，贝托鲁奇也在跟方方面面的人接触。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、文物专家兼历史学家朱家溍、负责审讯溥仪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、溥仪的弟弟溥杰、婉容的弟弟润麒，还有溥仪在长春宫的贴身仆人，他都见过。

　　严谨的创作习惯，一直保持到后来故宫对剧组开放。获得进入许可后，贝托鲁奇把每个取景地走了无数遍，寻找人物、镜头关系。每次经过太和殿广场，也不抄近道，一步一步把广场走完，以想象溥仪被困于此的感受。

　　第一个要找的就是溥仪。贝托鲁奇面试的第一个男演员，就是尊龙。由于是外语片，需要一口流利的英语。尊龙是美籍华人，学过京剧，人又帅，老贝很满意。但他没拍板，又去好莱坞搜罗了一圈。坊间传闻，当年老贝还找过香港的梁家辉和梁朝伟。前者因为觉得李翰祥大导演有恩于自己，而李翰祥早就想拍溥仪的故事，于是毅然辞演。老贝后来才介绍他去演了《情人》。

　　然后是婉容、文绣。为了找合适人选，贝托鲁奇在美国和欧洲来回跑，始终找不到合适的。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，有人推荐了陈冲。那也正是陈冲的低谷。陈老师进入电影圈很早。70年代就进了电影厂，差点跟朱时茂演了一部《井冈山》。不幸这戏被取消。导演看她有天分，推荐她进了上影大师培训班。她这才有机会拍《青春》《小花》，一夜扬名全国。

　　80年代，抓住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，陈冲去了美国。只能在图书馆打工，帮人带带孩子，洗洗碗。洛杉矶大学有个教授发现她是中国名演员，把她介绍去加州读书。有个同学是好莱坞的特效演员，又给她介绍去跑龙套。几部戏后，她演了那部给她带来极大争议的《大班》。为啥有争议就不展开了，诸位去豆瓣看剧照就知道。看完《大班》，选角副导对老贝说：

　　演文绣的邬君梅，当时读高一。她妈是朱曼芳，上影剧团的，还是陈冲的老师。跟陈冲合作过谢晋的《青春》。邬君梅对贝导多大腕儿完全没概念。她被推荐去北京面试，见了贝托鲁奇浑身自信放光芒，针对老贝提出的中国问题侃侃而谈。老贝很喜欢她。又找她第二次面试。当时，邬君梅拿到香港旅游签证，准备去香港玩。直接在电话里说，他让我演我就来，不让演我就不去了。贝托鲁奇给了她三个角色选。她愣是选了文绣，没选婉容。

　　影片开拍前期也没她和陈冲的戏。两人每天被送到片场观摩。陈冲看到片场那美术、摄影、调度，整个人都迷住了，走不动。她呢，就因为一次摄制组忘了派车送她回酒店，在烈日下晒了2小时，气得跟老贝说，我不演了。最后贝托鲁奇请她吃顿饭，送了个索尼随身听，才把她哄下来。

　　电影里出现的那本《紫禁城的黄昏》，是溥仪老师庄士敦写的。庄老师这个形象要显得智慧、先知，贝导决定找个大牌。马龙·白兰度、肖恩·康纳利和威廉·赫特，都考虑过。老贝找了肖恩·康纳利很久，希望他演。结果康纳利把他给说服了。最后，贝托鲁奇找到前后八次提名奥斯卡的老戏骨彼德·奥图。

　　英国电影杂志《TOTAL FILM》评选“50部最伟大的史诗电影”，它才排第一。

　　多年后，文工团跳舞出身的严老师给陈凯歌做《梅兰芳》的编剧。严说，我只会写小说，不会编剧。凯歌说，编剧嘛，很简单的。说完丢给她三部电影，分别是《末代皇帝》《莫扎特》，以及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。

　　也不知道当年在剧组，凯歌和彼得交流得多不多。但从后来《霸王别姬》的成片来看，凯歌一定没少从贝托鲁奇身上“偷”东西。

　　筹备电影期间，贝托鲁奇就跟中国文艺界广泛接触过，有事没事就跑去马克西姆饭店喝一杯威士忌。他在那里认识了马克西姆的总掌柜，中国第一代时尚教母宋怀桂，邀她出演了隆裕太后。文化部副部长，人艺老戏骨英若诚去故宫探班时，也被他抓住，邀请出演了监狱长。英老说，我现在官务在身，演不了啊。剧组就向上打报告，拿到了的特批。

　　陈凯歌、田壮壮当时还年轻。陈凯歌刚拍完《黄土地》不久，田壮壮正在搞他“拍给下个世纪观众看的”《猎场札撒》。后面这部电影，国内名导看不懂。贝托鲁奇看了，说你赶紧送威尼斯去，我在那儿当评委呢。田导和后来一样，骨子里傲着呢。根本没把贝托鲁奇的话当回事。凯歌虽然也傲气，但老贝一邀请他去演电影里的皇家禁卫军队长，他立马答应了。

　　感觉贝托鲁奇当时拍片，是逮住哪个名人，就恨不得把谁塞进去。连宁瀛他都强迫她演了个角色，就是溥仪那个跟班的老婆，只是最后没剪进去。除了英若诚、宋怀桂、陈凯歌，他还强行拉来了另外两个大咖。

　　卢燕是梅兰芳的义女，跟着学过戏。她母亲是跟孟小冬齐名的角儿，说她没啥天分，别唱了，成不了角儿。卢燕就嫁到美国，做了个医院会计。后来，她丈夫鼓励她做演员。她一步步做成了名演员。40岁时，在李翰祥的《倾国倾城》和《瀛台泣血》中演过慈禧。1993年，又出演了王颖的《喜福会》。再后来，她点拨章子怡演《梅兰芳》，还在《色·戒》里教汤唯怎么吃鹅掌。

　　贝托鲁奇在东京遇到她时，刚看完她演的一部古装剧，就说，Lisa，我有个角色给你，我新片里的格林公主，她在西方受教育，把西方文化带进清宫，特适合你。卢燕听了很高兴。结果再见面，贝导说戏太长人物太多，格林公主的角色被我砍了。卢燕说，要不我演慈禧吧，反正我演了好几次。贝导说，不行，我这片里是要死的慈禧，你太年轻了。结果在北京找了一年，也没找到第二个合适的人。开机前三天，给人打电话，Lisa啊，害得是你呀。

　　坂本龙一是大岛渚介绍给他的。前面不说了嘛，大岛渚的影展，都是贝托鲁奇给开幕的。坂本龙一演《战场上的快乐圣诞》，是制片杰瑞米·托马斯的主意。当时，制片方请英国最著名摇滚歌手大卫·鲍伊做主演。托老师就说，那你们日本这边也出个音乐家呗。大岛渚就把坂本龙一叫来了。

　　1983年，戛纳影展，大岛渚把坂本龙一介绍给了贝托鲁奇。宴会上，贝导滔滔不绝地给大岛渚讲拍溥仪的构思，坂本龙一愣是站着听了一个小时。三年后，贝导让坂本龙一演戏。坂老师一看剧本，又是演日本间谍，又是要剖腹自杀，实在无法接受。跟老贝说，让我演也行，不能剖腹自杀，实在太刻板印象了，甘粕在法国留学过，怎么还能剖腹自杀呢？

　　除了这些大牌，还有两个小演员，至关重要。那就是幼年和少年溥仪。小皇帝理查德·尤是贝导在美国找来的，一眼相中。带进故宫时，北影厂的人还调侃，咱大中国十几亿人口，你还带个中国人来？少年溥仪是开拍前两个月，在一所学校附近找到的。叫吴涛，纯素人。因祖母有外国血统，他长得跟尊龙有几分神似。进组后，彼得·奥图带着他，教了他不少东西。

　　1986年夏天，一支由150名中国人、100名意大利人、20名英国人和30名翻译组成的团队，在贝导带领下进入故宫。 这比当时国内任何一个摄制组人数十倍还要多。与此同时，一辆辆老爷车从意大利送来，随时等着入镜。这些古董车被送到片场时，直接给中方工作人员看呆了。

　　在北影化妆间里，一个50人组成的由意方培训的化妆组，这时啥都不干，负责给登基大典的戏中2000名官兵编辫子。光头发的原材料，就用了2200磅。任务是两小时内编完。出演官兵的这2000人，是附近驻扎的。他们是被官方调来的，每个人都要剃光头，可以拿到30元的报酬。

　　整部戏的群演是多少人呢？1.9万名。光一个晚清街景，就找了上百人。为此，服装组严苛考究服饰、质感。为了给衣服做旧，在北影院内架起了一口直径两米的大锅，每天就熬布料、染色。开拍第一天，陈凯歌跑去现场凑热闹，看到一帮乞丐衣物做得如此逼真，一个劲儿地念叨：

　　除了化妆、服装，对剧组更重要的，就是饮食。为此，剧组又请了一堆意大利厨子来，陆续送来22000瓶矿泉水、450磅意大利咖啡、250加仑橄榄油和4500磅面粉，给外国员工弄西餐。中方演员吃不惯，就用笼屉运来一笼又一笼包子。令北影厂人诧异的是，剧组居然有个工种叫茶水工，专门负责甜点、咖啡，实在太会享福。大家深刻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。

　　1986年6月，在北影搭建的仿清建筑群中，贝导带着摄制组召开了开机典礼和记者招待会，认真回答到场记者提问。这是中意官方合作项目，来的中外记者多达100人。开机典礼的座上宾，有《我的前半生》合著者李文达和溥仪的亲弟弟溥杰。会开到一半，年事已高的溥杰就睡着了。

　　电影拍的第一场戏是清末街景。北影搭的景，之前拍过《骆驼祥子》。陈凯歌一大早就去了。想看看老外怎么拍片的。那天他气色不太好，头一夜跟贝托鲁奇商业互吹了大半宿，喝得眼睛都肿了。看完热闹，凯歌就回去背词儿去了。第二天晚上有他的戏，英文台词巨长。

　　电影开头，穿着一身铠甲宣读诏书的那个队长，就是他。后来，他沦落为一个看守紫禁城的门卫。在阻拦溥仪时，流露出同情的眼神。凯歌自学过英语，但诏书上的生词儿实在太多了。拍的时候，NG了无数次。

　　慈禧驾崩的戏，是在北影最大的摄影棚拍的，1700平米。贝托鲁奇没有参照现实，而是搭了一个极度魔幻的场景。一堆盘龙柱，人物参考中国历代服饰。演慈禧的卢燕看了说，大哥，你这咋回事啊，慈禧审美可没这么low啊，怎么可能死在这么个地方。最后贝托鲁奇不耐烦地说：

　　实话说，这场戏后来遭到无数中国人的诟病。我第一次看《末代皇帝》，就是被这个场景劝退的，觉得也太西方猎奇视角了。著名文物专家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家溍去探班时，被这布景吓了一跳。还在《文汇报》发文说，电影是在创作，可也不能太离谱，有些布景过于夸张，实在无法理解。

　　当时，卢燕身上的戏服，多达50磅重，所有刺绣都由蜡雕刻，然后铸铝，最后再镀金。据说拍完这场戏，卢老师就累倒了。

　　前面说了，为这场戏，准备了好久，钱也砸了不少。这是全片最大的场面。还得用上太和殿。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在太和殿拍的电影镜头。拍摄时，已是秋高气爽的10月。太和殿广场外停了不少出租车，全是拉演员的。2000名官兵入场，跟着中戏的老师学怎么磕头，一组又一组地排练。

　　太和殿里不许架设备，不能拉电线、放推车，只能用斯坦尼康。小演员理查德·尤很不好对付。贝托鲁奇每次让他做啥，他偏不做。为了“引诱”他演戏，贝导只好不断用脖子上的取景器讨好他。每次拍完戏，都让他玩那个。

　　拍戏这天，这孩子怎么都不配合，搞得贝导头都大了。最后只好把他妈叫来，站在斯坦尼康边上，一步一步哄着他，才把登基大典拍完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贝托鲁奇精疲力竭，觉都睡不好。又是喝中医开的特效药，又是拉一个汉学家给自己做背部按摩。一旦工作起来，老贝就十分忘我。一天工作10个小时是常事。贷款压力大，计划在半年内拍完电影，必须赶进度。可北影厂那边呢，还是计划经济，对这个没概念。托马斯常在片场大叫，说你们得工作了。片子只要多拍一天，就不知道要多花多少钱。

　　宁瀛回忆，她进过很多国外摄制组，意大利人的水平最高。做起事来十分严谨，拍片节奏跟打仗一样。后来，中方人员也习惯了。一开始，别说中方，贝托鲁奇经常即兴发挥，想到一些新奇的点子，摄制组20多个英国人都受不了他。他脑子里时刻都有疯癫想法，总是现场改主意。

　　斯托拉罗也是意大利人。这之前，刚和科波拉合作完一部神作《现代启示录》。在现场，斯托用他精湛的摄影技术让中方工作人员大开眼界。他动手拍摄前，总是会准备很久。如果没有他，贝托鲁奇就很难实现他的即兴创作。全片第一个内景戏，幼年溥仪早起那场，在北影摄影棚里拍的。斯托拉罗用了4个小时布光仍不满意，折腾了半天，最后决定重新布光。

　　接溥仪进宫那场戏，斯托用了散光照明。他自制了一种散光灯，在上面蒙上柔光布，使之适应胶片需要的亮度，同时模拟出自然光的感觉。因为是晚上的戏，摄影组使用十几组散光灯，只要一个排列不对，光感就完蛋。而且贝托鲁奇运镜很复杂，相当考验斯托的能力。但他轻而易举就办到了。

　　最令人深刻的，还是登基大典那场戏。太和殿内禁止设灯，斯托拉罗在大殿的门窗外架设一台2万瓦的碳晶灯，再加上柔光布，模拟出自然散射光。然后，他在大殿门口设计了那块巨大的黄帐子，完美解决了镜头往前推移时可能造成的曝光问题，使得小溥仪不会被屋外的光吞没，整个轮廓处在画面中心。屋外架设的灯源，同时被遮挡，几千名群演也不用配合小皇帝表演，省了一堆事。

　　他从小就想跳起来去抓这块象征皇权的巨幕，被它吸引，朝它奔去。可是当溥仪越过门槛，伸手去抓时，那块黄帐子最终从他手中溜走了。这个牛逼的设计征服了在场所有人，也成了《末代皇帝》最经典的镜头之一。

　　纵观全片，斯托拉罗用的都是自然光或模拟自然光拍摄。他用神奇的光影，为溥仪不同的人生阶段定调。溥仪进监狱时，是青灰冷色。他的童年、少年阶段，是温暖的红、黄色调，温馨却又寂寞。等尊龙出场，红色膨胀开，充满欲望。等去天津租界，瞬间变成了阴郁的蓝色，尊龙也唱起《Am I blue》。

　　拍给溥仪试吃那场戏，午餐都是前一天做的，端上来时都臭了。那个试吃演员，还得表演得津津有味。等老贝一喊卡，赶紧把食物吐出来。后来跳舞那场戏，是北影找来的1100多名中学生。这些小孩哪儿懂啊，陈凯歌就主动给他们讲历史，激起他们愤怒的情绪。换上衣服后，宁瀛又找来舞蹈学校的老师教忠字舞。很多老师情绪抵触，做了半天思想工作。

　　还有些有意思的事，发生在演员之间。别看坂本龙一写的音乐那么哀伤，当初在片场，整天都吊儿郎当，拉着工作人员吃吃喝喝，夜不归宿。只有一个人不搭理他。那就是尊龙。为酝酿情绪，一见到他尊龙就说，你是日本派来的间谍，片子没拍完，我不会跟你说话的。给坂本“吓得”一脸懵逼。

　　电影里，坂老师阴沉冷酷。其实拍片时，有句台词他无论如何说不出口。就是那句“Asia belongs to us ！”。实在太羞耻了。说了好多遍，贝导总觉得力度不够。不知道NG了多少次，才达到效果。

　　尊龙不跟坂本龙一说话。但跟陈冲、邬君梅关系很好。不是拉她们吃饭，就是教她们唱歌。拿陈冲话说，跟个大男孩一样。在罗马拍内景戏时，三人还大晚上跑出去散步。邬君梅前面说了，完全不把贝导当国际大导看。陈冲对其则有敬重有加。只有一场戏，就是跟溥仪结婚那场戏，仆人上来脱衣服。拍摄时，有仆人不小心把她衣服扒掉，袒胸露乳了。

　　陈冲很害怕，因为《大班》的戏就给她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。她追着让贝托鲁奇保证不用暴露的场景。且必须写书面保证。老贝对此很生气，在他的观念里，这段戏很美。主要他不明白陈冲当时的压力。

　　合作敲定前，合拍公司就不太想让陈冲演。是贝托鲁奇坚持。而在此后整个拍摄过程中，北影制作单位都和陈冲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摄制组去东北拍戏前，外国人站成一队，中国人站成一队。陈冲站中间，形单影只。在片场，只有邬君梅跟她亲近。两人整天嘻嘻哈哈，聊电影和感情。那时，陈冲作为美国工会注册的演员，是有单独房车的。邬君梅常被她拉上车休息。

　　当然，关于《末代皇帝》最有面子的事，还是贝导拍片时，摄制组占据太和殿。英女王访华，希望参观。但设备不可能调出去。女皇就没参观成。

　　不光是女王。当时，美国驻华首任大使伍德科克还带着老婆去探班。贝托鲁奇也是很傲啊，忙着赶进度拍片，椅子都没给人备一把，上去握个手，扭头继续指挥现场去了。伍大使在旁边等了半天，也没等到一句客气话。

　　也不怪贝托鲁奇不鸟他。那会儿，拍片进度太紧张了。北京外景的戏一拍完，转眼就要11月。贝导马不停蹄带着队伍去长春，日夜兼程赶到现场。拍完溥仪的祭天大典，需要拍一场雪景。等了好几天不来。穿着军大衣的贝导着急上火。最后只好买了30吨化肥人工造雪景。

　　东北的戏份拍完后，摄制组回到北京，本还打算拍点北京外景的。可北京冷得要死。贝导只好先派一支队伍回罗马，拍内景戏。结果罗马那边进度缓慢。戏还没拍完，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。这还没做后期呢。

　　这时，托马斯签的保险公司跑来查账。不查不要紧，一查，两边都不爽。保险公司准备查封摄制组。托马斯早没钱了。还得是贝导，一咬牙，把房产抵押出去，又贷了200万美金。然后又利用电影圈的人脉，先把部分样片送到了戛纳。这才唤回了资方的信任。只不过，由于，第二年春天回北京补录外景的计划泡汤了。这成了《末代皇帝》最大的遗憾。

　　一开始，坂本龙一并不是电影的首选配乐。电影拍摄期间，为贝导写了大量音乐的，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苏聪。

　　苏聪是刘索拉、谭盾、陈其钢的同学。1982年，毕业后第三天，就去慕尼黑留学了。那几年，他参加艺术节、国际作曲比赛，拿了不少奖。但钱没挣多少。在《综艺》杂志上，他看到贝托鲁奇找电影配乐，就让他签约的出版社寄了一些作品给老贝。一年内杳无音讯，苏聪都快把这事儿忘了。1986年，正准备读博的苏聪突然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，说电影要开拍了，请您火速来京。

　　在北影厂给贝托鲁奇盖的办公楼里，苏聪见到了他。由于门梁太矮，苏聪脑袋上还撞了个大包，血流满面。当时，和苏聪一起被找来的，还有给电影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配乐的莫里斯·贾尔。此君后来还配过《人鬼情未了》。麻烦在于，苏聪和莫里斯的作品版权，早都签给出版社了。对托马斯而言，等于少了一笔电影音乐版权。很不划算。于是大家都在为这事儿掰扯。

　　随后，莫里斯那边退出。苏聪呢，没有放弃这个机会。读了大量文献，走访了许多学者，应老贝要求，音乐要写得有东方风情，还得有现代感。贝托鲁奇只给了他一个文学剧本，让他时不时去片场看拍摄。闲下来就拉他讨论。苏聪只能白天看场景，晚上回去写。很多片段，写了四五稿。

　　在《末代皇帝》之前，坂本龙一几乎没听过中国风的曲子。电影都杀青半年了，托马斯给他打电话，让他给电影配乐。

　　其实，早在东北拍戏时，贝托鲁奇就刺激过坂本龙一，说他的老朋友埃尼奥·莫里康内，也就是给“镖客三部曲”配乐的那位，天天打电话到剧组，说自己要给《末代皇帝》配乐。坂本龙一也找钢琴来写过曲子，但设备不行。

　　接到托马斯的委托后，坂老师说要两个星期，问老贝要啥样的曲风。托马斯说，这是给欧美观众看的，务必现代点。回东京后，坂本龙一一口气买了20多张中国风音乐，一天听完，然后在东京找会中国乐器的，现学现卖，连着熬夜，写出了44首配乐。再带着作品，去伦敦和贝托鲁奇汇合。

　　到了伦敦，坂本龙一傻了。提前用卫星联机传来的曲子，被拆得七零八落，完全不成样子。更操蛋的是，贝托鲁奇不断修改剪辑，今天这样，明天那样。配乐不得不跟着变动，全都合不上拍。眼看就要录音了，很多地方的音乐还对不上。无奈之下，坂本龙一又扎进酒店，熬夜一晚上重新计算节拍，看怎么配合画面。

　　他辛辛苦苦写的曲子，再一次被拆得七零八落。熬夜写的44首作品，至少有一半没被采用。坂本龙一从此再也不想去什么试映会了。

　　1987年10月23日，《末代皇帝》在意大利公映。虽然一开始，西方观众觉得它节奏缓慢、剧情模糊，但在第一波放映后，贝托鲁奇和托马斯就收回了成本。随后，它领跑1988年奥斯卡，得到9项提名。

　　然而，颁奖典礼当晚，《末代皇帝》横扫奥斯卡，创下了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改编剧本、最佳摄影、最佳剪辑、最佳音响、最佳美术指导、最佳服装设计和最佳原创配乐九提九中的神迹。当晚，上台致辞人之一，就是《荒野大镖客》的男主角，咱们的伊斯特伍德老爷子。

　　上台领奖的贝托鲁奇也无比激动，那几乎是他一生艺术生涯的巅峰。他说这是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，首先感谢了东方国度对他的支持：

　　“我要感谢中国人和中国，感谢中国政府允许我去拍摄这个美丽的国家。还感谢尊龙、陈冲以及许多在拍摄及前后无名的中国人，我应该向他们致以中国式叩头。”

　　随着贝托鲁奇创下如此神迹，《末代皇帝》趁热而上。一部影片的盈利，养活了合作方之一的北影厂整整六年。贝托鲁奇和制片人托马斯的这场豪赌，自然以大获全胜而告终。再也没人质疑贝导在国际上的江湖地位。

　　不过这电影毕竟是拍给西方看的，它的视角也是从贝导看溥仪的个人视角出发，并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还原。这就导致国内很多人看了并不满意。宁瀛收集了国内批评给贝托鲁奇。贝导只说了一句：

　　不光是批评，香港《文汇报》也发文自省，问，故宫是咱们的，题材是咱们的，难道贝托鲁奇是神仙，我们有才的人不少，怎么就拍不出来呢？

　　批评也罢，自省也好，随着多方言论涌入，在更多影迷的拥趸中，《末代皇帝》日复一日绽放出了更多光彩。许多人的事业，也更上一层楼。

　　尊龙入围了金球奖影帝，一度成为西方片酬最高的华裔演员。陈冲从此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，不久后，做了柏林电影节评委。正因为在那届电影节上看了太多无聊的电影，她打算自己拍片，拍出了《天浴》。邬君梅也顺利踏入电影圈，登上国际舞台，后来成了奥斯卡的终身评委。

　　苏聪和坂本龙一拿到最佳配乐后，前者继续追求作曲家之梦，做了几年教授，开始写大型音乐剧。坂本龙一则跻身国际，又给贝导《遮蔽的天空》配乐，拿了一堆奖。1992年，他还为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谱曲并担任了指挥。

　　要说最大的赢家，还是《末代皇帝》这部电影本身。在牛逼导演、摄影、配乐、演员等人的齐心协力下，它绽放出了经久不息的光彩，影响一代又一代创作者。芦苇看完它，找到了为《霸王别姬》编剧的历史坐标。曹郁看完它，决定做摄影师，凭《可可西里》拿到了金马最佳摄影。

　　只可惜，这样一部汇集了无数大师、杰出艺术家的经典，可能再也无法重现。也许只有在那个时代，才有机会看到这样一群人走到一起。

　　1975年11月2日，罗马郊外一个荒凉海滩上出现了一具男尸，被乱棍打得不成人形。尸体正是风格大胆的导演，时年53岁的帕索里尼。这位柏林、戛纳、威尼斯的常客，贝托鲁奇电影事业的引路人，先走一步。

　　1989年，60岁的赛尔乔·莱昂内死了。他人生中赌上一切长达4个小时的巨作《美国往事》，上映后恶评如潮，亏损2000多万美金票房，将赛尔乔的事业拉入低谷。五年后，他含恨离去。《美国往事》却被推上神坛。

　　2003年，为中国话剧事业做出杰出贡献，在中西方戏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英若诚也走了。他把《推销员之死》引入中国，把《茶馆》推介到全世界。去世前，在昏迷中，他还在念叨：溥仪很难受，一辈子净做不愿意做的事。

　　次年，一代教父，表演艺术家马龙·白兰度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医院逝世，享年80岁。

　　又过了6年，8次提名未中最后终于拿到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彼得·奥图，在伦敦的惠灵顿医院去世，享年81岁。

　　同年，贝托鲁奇的挚友，以《感官世界》震动世界影坛大岛渚，因肺炎在神奈川县藤泽市的医院病逝，享年80岁。

　　3年后，《战场上的快乐圣诞》主演，被视为人类摇滚史上最牛逼偶像之一的大卫·鲍伊因肝癌去世。他这一生，影响了无数艺人，深刻影响了摇滚乐风格，拿到了格莱美终身成就奖，是一道永不消逝的闪电。

　　2年后的2018年，贝托鲁奇去世。这个一生充满了争议、魔力和巨大创造力的名导，拿到了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，拿到了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。他的情欲、大胆、史诗叙事，影响了太多后辈。

　　又过了2年，一代电影配乐宗师埃尼奥·莫里康内去世。他一生写下超过500首电影音乐，风格横跨古典、爵士、流行、摇滚等等。他为“镖客三部曲”、“往事三部曲”、《天堂电影院》《海上钢琴师》《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》这“托纳托雷三部曲”写下的旋律，永远镌刻在了世界影史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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